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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赚钱赚够了，开始有一些精神上的追求，思考一下人生的终极问题，以摆脱“本能”的宿命性束缚，终归是好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商人的形象好像一直不太正面。

于士大夫们看来，“商人重利轻别离”，个个都是无情无义之辈，显然不可靠；尤为重要的是，一个连自己的家庭都搞不掂、顺不平的人，就更别提能有什么其他更大的作为了。于老百姓而言，商人的形象仍旧没什么起色，几乎也都是钻营私利、损人利己甚至乘人之危的丑角色，于是被戴上一顶“无商不奸”的帽子也就毫不奇怪。

这样的形象，入正史当然就很难，偶有几个比较正面一些的，留下的也是只言片语，鸿爪雪泥，风一吹，雨一打，往往也就痕迹难寻。这样千百年的坚持下来，后继之人往往就有了思维范式，商人入史难、留名难，几乎没有存在感，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此，甚至连商人自己也认了命。

时至今日，好像是换了人间，主要标志就是，商人们的地位似乎大大地提高了，而地位大大提高的主要标志就是，商人们也能站上讲台，四处开讲了。但开讲易，入耳难，积习从来难改，要想让“槛内人”抱了平等心听进去，一时半会儿还不是件容易事；或许随便讲讲还没事，一旦想认真地讲，还讲的是艰深的哲学问题，没准儿就要惹来一团怒气，仿佛动了人家的禁脔。

前段时间，马云在一个论坛上略微谈了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需要重新定义，市场经济不一定就比计划经济更好”的问题，而刘强东呢，更厉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很肯定地说，共产主义并非遥不可及，很可能“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由此，二人都得了一个新外号，分别曰“马计划”、“刘共产”。

二人谈论的都是很高深的哲学问题，不过谈论的角度很新颖，都是从技术角度出发，共享了一下自己的思考。其实，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开诚布公地谈论谈论自己对一个形而上问题的思考，在今天这个时代，大约应该算得上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吧；尤其是两个埋在钱堆儿里的商人，居然肯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艰深的哲学问题，并能坦诚地把自己的认识跟大家分享，好像无论如何都应该鼓励才是。但现在人家一张嘴，许多人就马上有了激烈的反应，甚至有炸窝之势，反而就有点儿不正常，仿佛野蛮人要进城一般。

也是，“野蛮人”一谈文化，“文化人”大多马上就会不舒服。其实，大可不必。

商人赚钱赚够了，衣食无忧了，开始有一些精神上的追求，思考一下人生的终极问题，以摆脱“本能”的宿命性束缚，终归是好事情，这总比整日花天酒地、或者摆弄“庞氏迷魂阵”、甚至满世界买大房子要有意义、值得肯定得多。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有精神追求的“野蛮人”其实已经很不少了，只不过有些文化人往往故意忽视罢了。

不过，你忽视不忽视，原本也无所谓，但你不能挟了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硬堵人家的嘴，不让人家说话，这就不对；如果文化人总干野蛮事儿，那么“野蛮人”文化地回击起来，你往往就很难招架得住，不服气，偏要死命地招架，没准儿人家的回击就更凌厉，你露出的破绽就越多，闹到最后，很可能就斯文扫地，下不了台。

文化人容易有这样毛病，即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认为真理牢牢在握，而容不得一点儿不同的声音。这很不好。对企业家学习哲学、思考哲学问题、交流心得体会，整天躲在上层建筑里“用功”的文化人，最好还是持开放心态的好，不同意人家的观点没关系，大可以辩一辩，这样，起码于自己的学问有利，于自己最终的尊严就也有助益。

据说，华为新员工入职仪式上，任正非总要惯例性地号召员工利用业余时间多学一点儿哲学，尤其那些有志于管理岗位的、愿意承担更多责任的员工，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华为能发展到今天，或许，任正非布置的这个“作业”，多多少少还是发挥了一点儿作用吧。

有精神追求了，哲学学好了，人就不太容易迷失。从这个意义讲，商人们开始了精神上的追求，开始谈一些哲学问题，终归是件好事。或许，这样一路坚持下去，其历史地位，才有真正改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