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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商会文化是商会生存、竞争、发展的灵魂，是把商会做大、做强、做持久的不竭动力。未来将打造独具特色的商会文化，需牢牢把握商会文化建设的着力点，连接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商会各自具有的特色，这对增强商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商会是近年来才蓬勃发展起来的，历史还相对较短，商会的形态也不尽相同，有以业缘为基础的同业商会，也有以地缘为纽带的地域商会等，各类商会的宗旨、作用、职能等还在摸索建立的过程中。相应的，商会文化也处在不断形成和稳定的过程中，可以说，迄今还没有一家商会形成了成熟且独特的商会文化。

商会历史虽短，但中国商帮的历史却很悠久。现代商会文化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对古代商帮文化的传承。现代商会文化尽管还不成熟，但却有脉络可循，有倾向性可以把握。比如浙商的团结进取精神，比如苏商强调的政商和谐观念，比如我们徽商的“贾而好儒”的传统和徽骆驼的吃苦精神，都很好识别。一个商人，如果对自身所属商会文化及自身文化属性认同，就容易亲近商会，亲近同仁，从而促进会员间的交流和团结。

16世纪，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大商帮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开始走上近代化或现代化过程。不过，比起西欧，他们还算不上所谓的“纯商人”。明清商帮的发展，并未实现资本主义生产，也未实现市场经济，更没有现代化。这是因为明清以后，政治和经济上的逆流太多，一直不能出现制度性的变革，比如顺治的禁海迁边；康熙的紧缩政策、市场萧条；乾隆大兴文字狱，明末以来的启蒙运动全被扼杀；道光的市场危机，都是逆流。

而随着清末“百日维新”运动的失败，中国更是丧失了最后一次向市场经济制度变革的历史机会，没能形成制度改革，也就没有实现中国的商业文明现代化。

除受此影响外，在“仁、德、礼、义”的儒家思想统治下，由于“商者逐利”的行业本质与“仁义之德”主流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的思想价值冲突，导致了以“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学而优则仕”等思想为内容的价值观体系，由此形成的“轻商、抑商”的价值取向，长期抑制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关于“轻商“、抑商”的价值取向，在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商人、市场的形成，并出现了早期商业的社会分工。在当时这种社会分工序位中，并不代表各行业存在着尊卑高低的区别，但他们之间基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处于平等地位，因而被同称为构成“国家基石”的四大分工。

与此相反，战国末期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首次将商人列为“五蠹”之列，并称之为“邦之蠹也”，认为这“五蠹”不利于农耕征战，而且会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从而彻底否定了商业存在的价值，自此开始了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文化思潮。

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尤其是汉代武帝“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并在中国社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传统文化思想，出于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需要，在客观上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中叶以后，商帮兴起。商帮文化的核心基础就是由地缘、业缘、亲缘、物缘、神缘所构成的，其人格化交易的“路径依赖”，虽然可以减低经营成本，但却也极大程度上阻碍了其开拓新的地域和产业，带来的是封闭和停滞不前。

由于新的产业和地域里没有可以信赖的“五缘”纽带，也就丧失了信用保障，所以他们不敢冒险，进而无法施展拳脚，错过了商机。同时，“五缘”文化一旦脱离本土环境，没有人格化约束后，面对陌生地域、陌生人群也极容易产生不诚信交易。例如，很多旅游景点地区的商贩，对本地人不敢弄虚作假，而对外地游客却坑蒙拐骗。

此外，依重“五缘”和人格化交易方式的思维习惯，会扩大到政治领域，从而把政府官员纳入其中，形成商人私人利益与政府官员的交易，造成腐败。最显著的例证如胡雪岩和左宗棠。因此，狭隘的“五缘”关系中的虚伪成分，对中国的现代商业文明发展是有害的，与西方资本强国现代商业文明中需要的契约精神、商业规则是相悖的。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商业文明只有形成正确而坚定的国际商业资本准则，才能确保中国的现代商业文明持续、繁荣发展，并最终融入国际资本商业文明的轨道。